科学之议（二）
本文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Rush Holt对《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关于美国科学国策报告的解读和展望。
在本文第一部分，Holt对该报告出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点击这里阅读第一部分）。一言蔽之，该报告认为，科学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至关重要，但科学应该是科学工作者自由的活动，应独立于民众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这是《科学：无尽的前沿》阐述的科学国策的理论支点。
Holt认为，美国既往的科学策略造成了科学与民众的隔绝，而科学并没有很好地帮助我们应对很多像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科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所持有的片面观念。
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科学最根本的贡献。科学发展策略以及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关乎器物或技术，而是一个关于如何运用批判思维和智力工具的宣言。
因此，Holt提出，我们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我们也需要公众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科学思维。这需要公众和科学界共同采取行动，而科学家必须协助消除科学仅属于科学家这种刻板印象。
Holt还认为，公众是国家科学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因此我们应明确地将科学研究指向社会需求，并将研究成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更多地联系起来。
而且，科学家必须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成功来自循证思维，而证据和循证思维是所有人都可以并应该获得和掌握的。当然，科学的应用并不是优良政策的全部。良好决策的制度需要有伦理和价值观、历史和传统、美学和人文考量，当然也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而科学证据乃是这一切的起点。
但是，虽然当下的信息异常丰富，但呈现碎片化特征且极易被扭曲。远离科学的公民实难区分有效的证据和未经证实的观点、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故意的信息扭曲。因此，良好的科学面临着困境，这个困境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寻求和接受证据，以及接受来自派系或族群立场乃至个人成见或痴心妄想的潜在挑战。
科学家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职责，为公共利益而行动，对赋予他们工作许可的公民负责，并允许非科学家在公民活动中贡献力量，参与科学的教育和传播。反过来，公民也必须显示且必须具备要求和使用公平证据的意愿。
几十年来，我们致力于促进科学进步，并为科学家的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现在又到了做出同样重大承诺的时刻，那就是将科学过程充分融入我们的公共生活。
唐金陵摘编，2021.6
科学之议
作者：Rush Holt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质疑，科学的价值是否已经得到完全体现，公民又是否从科学中得到了他们的所需。布什曾写道，科学进步是抗击疾病的必需并且能够改进公共健康，然而，科学事业虽蓬勃发展，却未能阻止成千上万人因未能接种疫苗而将自己的子女置于真实存在的风险之中。科学进步也不足以让美国应对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即便有科学的帮助，美国也并没有为阻止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而采取必要的补救举措。
显然，我们的科学事业未能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的一些重要产品。这些都并非免疫学、病毒学、流行病学、海洋学或大气科学在研究上的失败，相反，这是科学与公众关系上的失败，而这也正是被布什报告以及随后的辩论所严重忽略的事项。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布什似乎有些目光短浅。布什相信，科学进步本质上依赖的是科学家无须考虑实际目的的自由基础研究，因此他所提倡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他的目标不仅是确保科学家获得合理、稳定的资金，而且还要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所选择的工作，不受社会方向或政府计划的束缚。
他的竞争对手基尔戈尔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安排，他要让所有由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成为“人民的真正公仆”。相比之下，今日我们所见的体系实际上更像是科学家的公仆，即一种资助科学家自由选择所从事工作的体系。
的确，许多科学家相信，如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而不是受他们训练有素的好奇心和既定研究途径的驱使，他们就会在科学上失去创造力和有效性。我曾经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并且作为一名政策制定者在国会服务了16年，以我之所见，科学家们总会强烈地捍卫其自由选择研究议程的权利。
尽管他们会为了获得资助而做出些许让步，但他们通常都认为，他们不受具体公众意见干扰的独立研究成果对公众最为有利。一般而言，通过学术评估所授予的研究经费往往集中于精英和既定的模式。
科学界主张独立性以尽力避免来自政府规划的限制，然而这一模式也导致公众认为科学超出了他们的判断或控制能力，有时甚至是理解能力，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
为了“鼓励并使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以科学为职业”，布什主张通过设立一项奖学金计划，以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机会。这种把经过挑选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视为科学的化身的想法反映在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教育中，也体现于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之中。
研究人员及其资助者通常认为们的职责就是专门做研究。即使是现在，识别和培训未来的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仍是大多数科学教育项目的重点，这通常被称为“填补管道”。当立法者谈到我们的科学教学时，通常都会提及美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上相对于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公众把科学视作研究人员在“闲人免进”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而非一种他们可掌握的理解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家掌握了非科学家无法理解的复杂思想和仪器。在经过数道不可见的步骤后，产品、疗法和其他物质利益便会从研究中诞生，而接受这一切的公众却对其产生的方式知之甚少。他们在科学中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喜爱诞生自科学事业的各种实用产品，但在生活中他们却没有给科学和科学思维留下些许位置。
当世界上许多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流行病或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并建立对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公众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关心科学。他们可能不会知道科学投入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履行公民职责，也不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核查。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科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所持有的片面观念，而这些观念部分可以追溯到布什的报告。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布什将科学与研究和发展相联系，并将科学对社会的益处与技术、医药、产品等各种有形产出联系起来。
但是，科学不仅仅是深奥的专业化研究，有形成果也并非公众应从科学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它也不应该是公众在念及科学时唯一应想到的内容。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它最根本的贡献。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数月前，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与社会委员会就科学之于一个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具哲学性的观点。和布什报告一样，该委员会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科学的至关重要性。但在解释科学为何至关重要时，该委员会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秉承启蒙运动的理念，他们强调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可以具备极高的社会及政治价值。
该委员会宣称，“科学研究政策同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一样，都是关乎国家存亡之必需”，而科学在现代政府中的地位，“绝不低于法律和法院”。鉴于“先进技术与既定实践和组织之间的差异是对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之一”这一立场，该委员会强调，科学家必须“在研究中加入对公众利益的考量”。
科学与社会委员会总结说，“科学研究政策以及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关乎器物甚或技术”，它“不是一项关乎计划和控制的程序”，而是一个“运用批判思维和训练有素的有组织的智力工具的目的宣言”，其目标旨在强化“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
这种观点并未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引发的政策辩论中占据上风。在报告发表后的几年里，布什质疑是否存在一种明确可传授的、非专家也可以在实验室之外使用的科学方法。他建议，国家与其试图让非科学大众将批判性科学思维付诸公共问题，还不如多鼓励更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去从事研究工作，以让公众最终受益。
虽然科学研究带来的一系列物质利益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这种观点仍有其局限性。除了让公众被动地接受各种源自科学的产品和疗法，我们还需要公众在两个方向上更大程度地参与科学。我们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我们也需要公众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科学思维。这需要公众和科学界共同采取行动。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充分且悲剧性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科学专家们就新出现疾病的可能性破坏以及做好公共卫生准备的必要性撰写了大量警示性文章。然而美国却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政策制定者都未能提供足够的检测、医疗设备和受培训人员，公众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公众及政策制定者在理解和采纳保持社交距离或戴口罩等相关措施方面行动迟缓。
科学家本身也未能探索出抗击病毒所需的某些研究路径。由于可以自由设定研究优先级，病毒学家对病毒的结构和复制进行了分子分析，但一些与病毒传播最相关的研究（与整个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研究）却一直被忽视。
不论是病毒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将社会科学完全纳入他们对疫情暴发可能性及其后果的思考之中。决策者和公众都没有坚定参与对研究优先事项的设定。就一个国家的科学政策而言，我们可以从此次疫情应对中得到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科学研究人员不能取代公众的知情与参与。这一教训远远超出了大流行病本身。
受资助的研究蓬勃发展，但公众的循证思维和公众对科学证据的理解及行动能力并没有随着研究的增加而提升。相比于将研究结果和科学决策应用于公众，为研究提供资金并允许科学家自由支配研究资金要容易得多。大多数立法和政策制定都可以通过科学验证信息的纳入而得到改进，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或者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仅仅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机构中安置几个受过科学培训的人员是不够的。
在交通、通信、移民、农业、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决策者时常会采取一些不受科学常识支持的行动。虽然多数时候这是由于未能掌握相关信息所致，但有时他们也会故意忽略科学。
在国会，那些包含于所谓非科学委员会的职责中且尚未被认知的科学问题，比科学委员会职责中所明示的内容还要多。例子比比皆是。直到最近，关于投票程序的立法才被认为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的参与。经济学常常不被认为是一门立法者必须为其寻求证据的经验科学。看看国会听证会的每周日程安排，思考每一场听证会的主题是否可以用科学发现来阐明，然后再看看做证名单上的人士是否可能提供这些科学发现，这绝对是一项有趣的实践。
需要科学的不仅仅是政策专家。当下的公民生活在一个与1945年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更加科技化。环境保护、能源生产、医疗保健甚至民主投票程序和设备等公共问题都应通过科学研究加以阐明。疾病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儿童疫苗接种等问题也应如此。公民必须对环境质量、各种危害以及新技术进行评估。
当下的信息异常丰富，但呈现碎片化特征且极易被扭曲。远离科学的公民实难区分有效的证据和未经证实的观点、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故意的信息扭曲。大量公众原谅或忽略了政策制定和政策声明中那些明显的科学证据遗漏。正如我们在病毒大流行问题上所看到的，任何政策的成功都取决于公众的参与。他们必须能够通过询问科学主张是否基于经过公开审查的证据来判断其可信度。此外，他们必须确保将科学纳入公共决策。
然而，如果科学家超然物外，且公众认定证据只属于拥有精湛技术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网络欺诈的时代，证据会很容易被各种观点、谣言和毫无根据的主张所取代。科学家必须协助消除科学仅属于科学家这种刻板印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将社会影响和地理分布等因素列入科研资助的考量范围，但收效甚微。
我们应该考虑重拾基尔戈尔的部分民粹主义思想，以示公众才是国家科学政策的目标受益者。我们应当明确地将研究指向社会需求，并将研究成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更多地联系起来。
科学家还须以一种决策者和普通公民清晰可用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科学工作。这不仅仅包括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他们的研究做证、公开演讲、写通俗文章以及创建公民科学项目，尽管这些活动也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也令我们倍受鼓舞。
但是，最重要的是，科学家必须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成功来自循证思维，而证据和循证思维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和掌握的。所谓的科学素养，其主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辨别那些经过科学共识验证的证据。科学素养的塑造绝非易事，但至关重要，至少对于国民福利而言，其重要性毫不逊色于布什所致力于培养的物质利益。
开国元勋们在美国宪法中写明要培养“科学和实用之技艺”，这种表述说明科学在他们的眼中绝非只是有用的产品发明。作为启蒙思想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开国元勋们坚信科学是民主的重要工具。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实验”等词的出现频率（超过了“民主”一词的使用频率）表明，他们将政府本身视为一个要求公民在公共事务上采用科学思维框架的过程。
他们明白，对公众问题的公开答复若想可靠，就必须以证为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提供证据。这是一个极为民主的观念。
民主共和国要求公民寻求基于实际条件之上的共识，在共识之下，公民于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愿景之间实现民主平衡，并以此共创未来。没有这种共同的理解，公民的价值和希望就无法得到理性的表达和实现。科学是对实际条件进行经验观察的过程。
通过提出问题以得到经验的回答，通过透明地分享经验观察，通过公众和专家的评论寻求验证，科学已被证明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最佳途径。尽管有错误的步骤、偶尔的偏见、延迟和人类的短视，但从长远来看，科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最可靠的看法。
运用科学的经验技术，人们可以对事物的状态有越来越可靠的理解，从病毒到气候再到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无不如此。当然，科学的应用并不是优良政策的全部。良好决策的制度需要有伦理和价值观、历史和传统、美学和人文考量，当然也必须考虑政治因素。然而，科学证据乃是这一切的起点。
当民主仅仅变成一场没有证据支撑的观点之争时，它就处于危险之中。当一种观点和另一种观点针锋相对，每一种断言都走向极端甚至极尽欺骗之能事时，民主就无法生存。这正是对科学的召唤。
范内瓦·布什认识到，美国在1945年的军事胜利正是得益于科学所带来的弹药、药品和材料等成果，而要使科学能在和平时期产生类似的益处，政府就必须将大量的联邦资金投入到积极研究以及对精选研究者的培训之中。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见到的事情，而科学事业自此蓬勃发展。
今天，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与布什在1945年的所见并无不同，但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无法通过不断改良弹药、药品和材料就能克服的新挑战。如果我们问科学还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什么，我们会发现答案是一些不那么有形，但与范内瓦·布什所预见的各种益处一样关系到我们繁荣和安全的东西。
我们需要将科学本质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公共问题。这种循证思维的本质必须被广泛应用于整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群，因为这就是民主的运作方式。科学早已一次又一次地充分展示了循证思维的力量，有鉴于此，民主也必须建立于循证思维可以减少对问题的偏见这一信念之上。
为今天谋划一项崭新的科学政策并非易事，它需要科学家和公民的共同努力。良好的科学和成功的民主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两者的真正困难都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寻求和接受证据，以及接受派系或族群立场乃至个人成见或痴心妄想的潜在挑战。
科学家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职责，他们要为公共利益而行动，对赋予他们工作许可的公民负责，并允许非科学家在公民活动中贡献力量，参与科学的教育和传播。反过来，公民也必须显示且必须具备要求和使用公平证据的意愿。
几十年来，美国致力于促进科学进步，为科学家的研究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做出同样重大承诺的时刻，那就是将科学过程充分融入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必须找到共享科学思维益处的方法。通过此举，我们也将为民主提供永葆活力的途径。
(全文完)